广州大屠杀

广州, 大屠杀

顺治六年，即1649年，尚可喜被册封为平南王。此后，便受命带领清兵南征广东。次年二月，清军攻至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围城攻坚。至十一月，广州城破。随即就发生了对岭南历史发展和对尚可喜本人来说都影响深远的大屠杀事件—— —广州“庚寅之劫”。
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兵民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版)。

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2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这场劫难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但也为我们考察平南王的心态变化，提供了参照。

近年来翻译出版的一些外籍人的笔记，也涉及到了这次屠城的一些基本史料，在此引出。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写有《鞑靼战纪》一书，对广州屠城的惨烈状，记述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这些当时在粤的外籍人的记述，更可能是依据自己的真实观察，记述了广州城发生的事。均表明，震慑反叛(1646年清兵已经首次攻陷广州)的屠城行动持续了一段时间。

《剑桥中国明代史》“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公历)，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上卷）》[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张书生等翻译，第66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广州孤城在血与火中巍然屹立殊死抗争，这场惊天动地的保卫战是中国人民抗清斗争最久最激烈的战斗，当时人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了广州市全民抵抗的英勇情形：“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送饭)。清兵环围城外...”查继佐《罪惟录》：北师两王攻广州不遗力，杜永和督守勤；副将张月总陆兵、吴文敏统水师，背城出战，多捷。”侵略者损失惨重，清将尚可福等被击毙，《尚氏宗谱》记载清寇尸体在攻城地点下堆得几乎和城墙一样高。

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记载：“张月等犹击败可喜军，烧其铁甲去；又以炮碎可喜及耿继茂案，二人方共食，幸不死。可喜以兵攻西门，月(张月)以大炮击之，杀其兵千人。”我军两广总督杜永和(杜允和)三战三胜，受到中国政府嘉奖。最后，满清侵略军只好靠收买叛徒范承恩打开缺口，总算才可耻地攻入。(岳飞，袁崇焕悲剧重演)尚可喜等二鬼子必然恼羞成怒报复，使广州人民遭到5年前扬州人民的悲惨命运。(大同守城八月之久，也被清寇下令“官吏兵民，尽行诛之”！)西亭凌雪《南天痕》：“...攻围十阅月不能破。...及冬，偏将范承恩谋内应，决台之水，...十一月二日，城破，屠之。”